1989年11月，我和母亲、弟弟随父亲坐着单位派遣的解放牌绿色大卡车从合阳王村搬到了黄陵店头，从渭北平原搬迁到了陕北黄土高原。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搬家的场景。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我中午放学回到家看到父亲和几个同事正忙碌着往车厢里搬东西，床板插在车厢两侧，使车帮高了许多以便装更多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一台缝纫机、一个大衣柜、再就是锅碗瓢盆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没有什么值钱的但都是生活必须的。

车厢被塞的满满的，父亲在装家具时专门留出一块地方，我们一家人就挤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天气也渐渐地越来越冷，母亲翻出被子盖在我们身上，挤在一起相互取暖，不知不觉我在汽车颠簸中睡着了。记得到达店头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当我看到眼前一片枯黄的玉米地，和远处一盏暗红的灯光和连绵不断的山恋时，心情被眼前的凄凉所恐惧。

父亲忙着卸东西，母亲忙着收拾家，我和弟弟坐在院子里被这陌生的环境笼罩着。天一点点的亮了起来，我才看清了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村庄，一排排红砖砌的窑洞和土胚夯实的院墙，干枯的玉米地一片接着一片。在王村这个时候麦芽已经出来了。

店头就成了我们的家。我们就住在店头七丰村，父亲则在距店头十几里外的新庄科上班，父亲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出门，打着手电筒、蹬着“永久”牌自行车骑去上班。在新庄科主要是为黄陵矿业运煤铁路修隧道。在父亲与母亲的对话里，我知道父亲上班的地方特别艰苦，因为工地是临时的，职工住的宿舍都是活动板房，这种活动板房就是用纸板做成的，特点就是：冬冷夏热，尤其是一到夏天牛虻就疯狂的、肆无忌惮地在职工身体任何一部门贪婪地吸着血，职工们的身体经常被牛虻叮的红肿，严重的变得浮肿，几天上不了班。单位设施很简陋，没有澡堂，职工们下了班就自己在宿舍烧上一盆热水，打点香皂，搞得洗个澡；衣服脏了就到河里去洗；去买个东西都要骑自行车跑都十几里外的镇上去买。

1992年铁路隧道修通了，父亲又随着单位又来到了花家庄，我们家也从七丰寸搬到了鲁寺东沟。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经常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而搬家；其实，像我们这种基建单位的家庭搬家已经成了常态。

花家庄是黄陵矿业的二号风井位于仓村原上，由于那时去花家庄的道路没有修通，父亲上班只能沿着山涧小路蜿蜒而上，走路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路两边都是灌木丛，一条小溪从山涧中流过，傍晚经常有野鹿、野猪出没。由于路不好走，父亲几乎是半个月才回来一次。父亲每次上班走时，都会背些母亲做好的咸菜和烙好的饼子。因为那时父亲工资只有三四百块钱，除了家里开销外，还要供我和哥哥上学用，因此，父亲只能在牙缝里省吃兼用。

1997年随着工程竣工，单位再没有找动别的工程，父亲和他们的同事们陆续开始下岗。我们家又从鲁寺东沟搬到了仓斜沟，原陕煤建司二处办公区的一间平房里，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2013年，我也在这不足30平米的房子里结婚生子。

2013年我在黄陵矿业家属区终于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次我们家总算安定下来了，再也不用搬家了，父母也随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里。

我每每看着父亲爬满皱纹的额头，我的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酸楚，父亲一辈子为了工作东奔西走、搬家无数，常常与家人聚少离多，舍弃了繁华的城镇，一辈子都住在山沟里，与大山为伴、与孤独为伴、与工作为伴，在这荒凉的大山里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幸福，正是有了父亲这一代陕煤人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美满幸福的生活，也正是有了父亲这一代陕煤人舍小家爱大家的“北移”精神才有了黄陵矿业繁荣昌盛的今天。（作者单位：一号球友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