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踢球十多年了，却很少关注中国足球，这与那些平时玩乒乓球、玩羽球玩得很爽,到了大赛看国家队斩金夺银时又能爽一把的球迷朋友相比，无疑比较悲惨；与那些平时不爱运动，到了奥运会逮着项目看见金牌就高兴加油的伪体育迷们相比，倍感老天不公。他们关注、加油、拳头握的紧，到最后便能听上一首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借着那荣誉里也有自己加油的一份力，那自豪感和幸福感就来的特别扎实。而我在电视机前看球，担忧、紧张、球一到禁区附近便呼吸困难，抱着“打平即可出线”的紧张心情，苦苦寻觅一线生机，却总是在“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的预见性总结中泄了全身力气，在爱恨交织的纷乱情绪中浮沉，过后，只留下一份倍感孤独的感受，我是那么的热爱足球，国家为什么不能站在身后，为什么不能做个强大的后盾？

我更不愿回忆的是学生时代。篮球赛可以吸引一排排生性浅薄但长的不算难看的女孩子又蹦又跳高声尖叫，足球赛一个鸟也吸引不来，场边坐着的尽是一群准备接场的臭男人，偶尔有一两个女孩子出现，还是别人的女朋友。踢球时我得顶着耽误功课、把校园搞的鸡飞狗跳、不按时回家的指责和砸伤路人、皮开肉绽的危险。同别人聊天刚一说到足球，就被一阵看破红尘的喟叹和嘻嘻哈哈的调侃给堵回来，听着那无所谓的或者带恶意的借足球逞幽默，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能把他对折对折再对折，再一个大脚抡上天。但是，任凭我如何靠想象来泄愤，我仍然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足球仍然是孤独的运动、受冷落的运动。

如果说足球受冷落是因为国家队踢的不好，我承认这算一个原因。如果说国家队踢的不好是因为体制有问题，我觉得也挺有理。如果说体制有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的政治控制体育，我好像也能同意。但如果说中国人踢不了球，足球不适合中国人，那我是坚决反对。历史上的不说了，单说20世纪的李惠堂，那叫横刀立马镇四方。李惠堂出生于1905年，1923年入选国家队，随后十年间随中国队四夺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冠军，在他的带领下，中国队对日本队保持了17年不败的战绩，1936年，更是完成了一路“卖艺”到柏林的壮举，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体育发展不管不顾，无奈之下，李惠堂率队以沿途比赛筹措资金的方式，用两个月时间打了27场比赛，打一场挣点钱，化作路费走一走，一站一站的靠近柏林，最终以23胜4平的不败战绩挺进柏林奥运会。李惠堂身材高大、奔跑迅猛、传控打门俱佳、尤善强行突破后的大力轰门，在25年的职业生涯中共打进1260球（一说超过2000球），“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30年代的上海就流传这么一句话。他曾发表过一个响当当的论断：“足球是我国最出色运动、远东连捷七届......不特是我国最出色的运动，而且是最通行的运动，那也是万众公认的。所以在足球的名称上，要冠之以中国国艺称号。”当时看到这句话，我竟有些不知所措。穷酸太久，窝囊太久，有贵戚也不敢认，有赞誉也不赞同啊。如果排除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我认为这样的论断最多只能说明中国人会踢球，能把球踢好。

既然中国人会踢球，那为什么这些年就踢不好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原因我就不说了，我说一个还不成熟的观点，抛砖引玉。中国有句成语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的是情势把人逼到绝路上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了，这才幡然醒悟，痛下决心，激发潜能，迸发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柳暗花明又一村。用直白一点的话讲就是开启“倒逼”模式，以不能再坏的局面或者再这样玩下去就可能出事的风险逼迫参与者们走上变革道路，把事物的发展拨回到可能变好的良性轨道上。现在足球的发展也正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有变革就有成败，成了，总体上会好一段，但仍会有一些遗留的问题和新问题会困扰着新局面，如果没能及时解决，累计到一定程度，这些问题就会积聚成倒逼的力量，推动下一次变革，如此进入“变革——发展——发展困境——再变革”的循环，在无限循环中，事物艰难的进步。而一旦变革失败，难免引起动荡，动荡过后，再次变革的力量也会迅速形成，继而推动新的变革，而这一切通常都会激烈的发生。恕我孤陋寡闻，但我认为不止足球领域是这样，放眼去望，万物相通。因为驱动这一幕幕大剧的是利益和人性，触动利益难，引导人性难，所以人们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挣扎，不断的为了事物的进步而殚精竭虑。

回到足球本身，我欣喜的看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这表明真正的变革已经开始。对这一方案描绘的前景，我无限神往；对这一方案能否不打折扣的落实，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对这一方案可能带来的业余生活上的变化，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真的想身边就有个免费的定时开放的小球场，我真的想成为一家有着自身足球文化的俱乐部的铁杆球迷，我真的想和老友们、和孩子们周末去看球，我真的想看到足球能代言一下下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作者单位：煤矸石发电公司）